时空流转的错觉

5月9日的上海，将会让人非常难以取舍。许巍老师要开个唱，张火丁老师要演出《春闺梦》，黄舒骏老师的演唱会，也在这一天。
    鼓捣黄会的洪亮，是《读库》的老订户。他去年与我通过一个漫长的电话，说到手头的音乐珍藏，让我眼热不已。今年，再接到他的电话，黄舒骏的上海演唱会，居然就成了。按他的狂野设想，要依照《台湾流行音乐最佳专辑200》的名单，一个个来搞。
    演唱会之外，洪亮多年的珍藏有了用武之地，诸如LP封套的复刻版、嵌着胶片的明信片等。我急忙与他商量，与《读库》读者分享一下这些宝贝。他答应下来。当我开始在店里征订的时候，这些东西还没有被制作出来。但是，上海人做事情，真的是有板有眼，在约定的时间里，这些宝贝全部到位。当我拿到手时，心绪荡漾良久。特别是那些购买180元票的朋友，俺个人认为，就这些赠品，也已经超值了。
    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小麻烦，特别是一些朋友的票，俺是按连号寄发的，然后才知道票是分单双号。需要大家届时现场调整了，好在那两排座位全是在我们这里出的票，大家跟邻座的朋友发一声“恩哼”，对方回一声“讨厌”，也许就能调换过来。
    恳请各位多多担待。
    俺做这些事情，只是想抒发一下内心深处的黄舒骏情结。
    第一次听他的歌，是在二十年前。“有许多专家告诉我，要用理性的态度来谈恋爱。我常想，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至今我还记得听到《恋爱症候群》开场白时，和朋友相视大笑的情景。恋爱不但是一种病态，它还可能是一种变态。
    当时资讯不发达，我们道听途说的消息是，黄舒骏的专辑，连封套设计都是他一个人搞定。乖乖龙的东。
    “心里想的只有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也不管家里米缸有没有米，也不管路上有人示威抗议”，谁不是这样啊，把每天当作纪念日，把自己当作纪念品。她以为她很美丽，其实只有头发还可以。可是，为什么春天加上青春期，我就克制不了自己？
    记得当年的《读者文摘》上刊发过黄氏歌词，不过我怀疑他们是当作诗来登的。特别是那首《你》，完全是散文诗的版式风格。
    黄舒骏的歌词，深刻地烙在我的血脉里，后来写文章，就不知不觉地流淌出来。有人看了俺写的《关于毛片的记忆碎片》，有一句“即使见到令你动心的身影，依然带着冷漠的表情”，马上就辨认出俺血液中的黄氏DNA，并由此认定，此文作者还是有一些文化的。此事令我茅塞顿开，后来经常拿黄氏歌词武装自己。《记忆碎片》出书后，一干朋友聚在一起大吃大喝，借着酒劲，俺开始求大家求俺签名。对一些落寞的女孩，我写下那句“你像一朵静静的睡莲认真等待别人来获取芳心”，对方顿时眼波潋滟。
    由于六音不全，所以俺对钱柜等场所视如畏途，宁肯在酒桌上清唱，以对歌词的超强记忆来修补乐感之不足。但是有一次，在一个简陋不堪的歌厅，卡拉非常OK。俺硬着头皮唱一首《恋爱症候群》，机器居然为俺打出一百分。我抑制住晕眩的幸福感，又留神观察一会儿，发现同行的那些宋祖英郁军舰嗓子，均没有拿到如此高分。看来这机器并非见人就送高帽，还是有一些文化的。
    这个足斤足赤的一百分，让我至今对黄舒骏老师三拜九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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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联生活周刊

黄舒骏是歌坛的一个异类，无论从哪方面讲，他都应该成为一个叱咤歌坛的人物，他的唱片热销过，他的歌词像教材一样被解读过，但他不想让创作屈从于商业，或者说他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么强烈的愿望变成一个风云人物，不管身边如何风起云涌，这个大学学大气科学的人似乎观到了未来的天象，自己的未来，他宁愿在浓厚的人文气息中去找寻一个精神理想国，因此他的创作比任何人来的都要吃力，他不想重复自己写过的主题，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把一个题材写尽，让后人没有机会去重复。当他去写一个话题的时候，会像写论文一样，在痛苦和煎熬中完成一次次创作。这么多年，他每次都把自己逼到才思枯竭的边缘，像挤牙膏一样出了十张专辑。只是听众并不会用他创作的力量去解读他歌曲背后的内涵。这很大程度上让黄舒骏仅仅停留在人文层面，他是个欣赏对象而不是一个大众消费对象。

5月9日，黄舒骏将在上海举办一次演唱会，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大陆开演唱会，在台湾，有很多像黄舒骏这样的歌手因为太人文而缺乏商业气息而鲜有机会面对观众。

记者：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出唱片？
黄舒骏：刚开始是有一个个人状态，我对于个人状态是一个极度敏感的人，我远在别人发觉之前就已经发觉自己的状态，当然也有很多方法去克服，惊险地过了好几关。从第一张专辑做完之后，就已经觉得写不出第二张了，但是我写出第二张了，当别人说那是我作品里最好的东西时，事实上我知道那是惊险过关的，我在不是非常饱满的状况下把它做出来的，所以我开始体味到创作这种必须接近一种临界点的必要性，不管叫自我突破也好，急中生智也好，燃烧生命也好，它就是要在某一种临界点才能够产生的一些东西。

1994年，有一天我录音完跟一个编曲去吃早餐，也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告诉我说：你也可以尝试着做一下别人的专辑。我听到他这句话第一个反应是我非常不悦，我觉得他在暗示我的状况有问题。从1988年到1995年，我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个人创作型艺人生活形式或者生命形态，完全不做任何别的事情，一年只想我今年这十首歌是什么，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以那时候感觉是至高无尚的挑战或成就。但是很不幸可能真被他料中了。我那时候开始对做自己的东西有太多怀疑，那个怀疑包括我在1994年之前做过的这些几乎把我心里面创作版图重要的地方都已经占据了，这真是举步维艰。1995年，刚好黄莺莺要做她的《春光》专辑，我先是帮她写了两首歌，她说那你要不要帮我制作这两首歌，所以这是我开始制作历程的一个开头。这个历程想不到蛮顺利，这一年我制作了很多唱片，伊能静、陶晶莹、甚至Beyond。然后我竟然进了EMI做音乐总监。这个解释了我后来出专辑开始迟缓的原因，其实自己心里一直都非常清楚，我最终的目的是要回到自己的创作，那些只是去调节，好像出去散散心的那种感觉。后来离开EMI，1997年没什么事，我做自己的《两岸》专辑。

但是我在2000年就意识到整个唱片界出线很严重的变化，其实就是现在大家知道的状况，自己好像再没有那么高的兴致做唱片了，我决定去网络公司去担任总经理。我接触网络比较早一点，事实上已经意识到自己要跟音乐说再见，直到2001年，我做了《改变1995》这首纪念杨明煌的歌。之后我真的已经觉得要离开唱片界了。接下来就是去圆自己另外一个梦，回到台大念硕士MBA，毕业后做台湾选秀节目，接着做大陆选秀节目，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马不停蹄的过程。但是唯独我个人工作这条线有一些中断，中断到后面有一点本来是变虚线，又变得好像没有线。
上海演唱会，坦白说刚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这么快就能成真，因为我是放羊的孩子。我从2004年一直耳闻说我要在大陆开演唱会，耳闻了这么多年，直到真的进入工作状态，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是真的要发生。但最重要的意义是它算是我另外一个做音乐的起点，我可能借着演唱会，去启动我重新个人创作的欲望。

记者：你刚才说自己在创作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到了一个坎儿，但是陆陆续续地出了十张专辑，这种不想重复自己的压力，内心和外部哪个更大一些？
黄舒骏：对自己的要求远胜于外界。我相信外界并没有那么清楚地去希望我这样做，或者说不管是唱片公司立场还是市场反应，或者说有些人很真心希望我能够写出更好的东西，不管是什么理由，他们都没有像我对自己那么苛刻。对唱片公司来讲，他们最希望的是你不断复制你成功的经验，最好是每张专辑的十首歌都跟前一张卖钱的那十首歌的布局一模一样，最好每一张都有类似《恋爱症候群》这种歌，或者每张都有像《她以为她很美丽》这样调侃式的作品……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去重复过去，不管是音乐形式还是歌词的内容，都希望找到非常独特的角度去完成这些作品，给自己的压力远胜于一切。我的创作后来可能接近病态或某种偏执，这种偏执就是你一定要把自己压迫到某个角落，你才有可能让那个主题发挥到极致。比如写爱情，我绝对不会写很简单的你爱我我爱你，我一定要找一个非常特殊的角度，几乎没有人尝试过的角度，比如说像《谈恋爱》和《男女之间》这样的歌词。我总是希望我把它写的不需要有别人再来写这个主题了，就好像是圈地为王那种想法。这个企图的个性到后来越来越困难去完成个人创作就来自这里，但每一次自我压迫后还真能出一些东西，可能是痛并快乐着吧。

记者：那些歌大家听着都觉得挺好，不知道你那么痛苦。
黄舒骏：我们在看别人的作品，如果没有其他故事的描写，我们不知道他是经历过接近于自我毁灭的状态下去完成的。你要追求艺术上的极致，你在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是相当的恐怖的，但是却一直有一个感觉，好像我能够突破这个痛苦我就能够攀到顶峰，所以才会不断自我压榨。很多大家看起来习以为常的歌词其实都是寻找非常久的，有时候卡住两个字就可以卡住我半个月，那是极度的痛苦，当然找到之后它是一个非常喜悦的过程。可是反复经历这种状态，严重影响到我真实的生活，不管是个人生活还是感情生活。我记得为了做一张专辑，有一天我突然跟女朋友讲，我要去美国一个月，她说要录音吗？我说是要写歌。她不能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去美国，你也可以在你家里写，我说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你在我身边我没有办法，她说我可以不来吵你嘛，我说我没有办法，当时就执意一定要完全离开原先的生活环境去做这样的事情，结果我到了美国一个月，前三个礼拜照样发呆，到了最后一个礼拜也许才有一点点产出，然后就飞回来。

记者：但是整个过程你都扛过来了，很多人扛不住可能就不再去做这样的事了，看来你内心还是挺强大的。
黄舒骏：你这样形容我相当同意。我在回忆这段过程时，觉得自己的力量是占绝大多数的。如果说我是因为环境压力或者强迫的话，我就没有第二张专辑了。其实第二张专辑当时商业压力非常强大，《马不停蹄的忧伤》成功之后，公司又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乘胜追击，而我自己希望能够完全不同。前两张专辑风格真的是截然不同，而这个截然不同是在公司强大的要求和压力下完成的。但是自己却在某些时候挺不住给自己的压力——要求绝对的不同。比较年轻的朋友常常会问我说关于人生、生命的感触，我到现在甚至都懒得回答，因为我会直接把我歌曲的歌词拷一段告诉他，我已经写过了，你这个感觉我写过了，太多我写过的东西。我几乎在过去的岁月里把大部分大家可以聊的话题和对生命的疑惑都在我歌曲里面说了，就是因为这样，我会觉得我自己到底还有什么样没有写过，什么没有思考过。

记者：人们常用“人文歌手”形容你，你刚才讲的这些感觉跟写论文一样。
黄舒骏：我觉得人文歌手的部分在学生时代没有那么明显，倒是到后来越来越被这样子地认为，那也主要是我后来累积的作品，就越来越多这样的倾向，比如后来写像《未来的街头》、《何德何能》《对话录》。我写歌真的蛮倾向像写论文这种态度，我是寻找主题，作为创作最优先的一个起点。很多人都会问，你是先有词还是先有曲？我都会说我是先有题目的，我确定我要写这些事情，我有这个题目，才开始去创作、寻找适当的文字和音乐形式。比如说我写《男女之间》，我的企图就是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需要写《男女之间》的这个事情。起因是，我看很多女性杂志，都喜欢告诉女生说男生其实怎样怎样，我看多了后就觉得好厌烦，而且绝大部分是女生的观点，你会发现在谈论男女之间的市场上，女性占大宗，女性用女性的观点去讲男女之间，很少有男性去把男女之间的事情讲清楚。那我就有这样的角度和气度说，我要写，而且我决定写完之后不用有人再写了。我在歌词里面所寻找的那种男女之间的差异跟对比，整篇没有一句是废话，都是经过自我锤炼写出来的。在音乐形式上，我用圆舞曲的形式，开头男女之间互相追求互相了解还没有熟悉还没有真正合得来时，就像这首歌刚开始很多音符是会弹错的一样，等到那个女生过来跟那个男生说我帮你弹，一人弹左手一人弹右手，从开始有点踉踉跄跄，一直进入到后来琴瑟和鸣，变成一场华丽的圆舞曲。一直唱到最后。又突然在最后一个音弹错，其实也是某一种恋爱症候群的形式，到最后又开始分叉了。我一直希望做到的就是企图音乐跟歌词都是有意义的，它不只是让这个词加一点旋律让它不要那么无聊。虽然很多人对我的定位会专注在我的歌词上，但我并没有忽略音乐或者说旋律的创造，就像《改变1995》，每一个片断配器都跟歌词息息相关。我企图在一首歌里面做到几乎像电影的影像一样，影声文字都是有着关联的意义，这就是我为什么每写一首

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等，

都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和先驱者，他们当时不仅向封建文化发起了冲锋和斗争，同时将斗争的锋芒直指自己的婚姻，大胆地去在婚姻外寻找的爱情，然后离异或“冷藏”原配，重新组建家庭。

对这一时期的时代精英的群体婚变，历来评价不一。褒之者认为是个性的张扬和思想的解放之体现，贬之者视其为对原配的不负责任，是文人的花心所致。眼前新妇新儿女，已是人生第二回。当年，面对配偶易位的家庭状况，面对社会舆论的支持或非议，不知这些社会精英们作何感想。

在那个一期都追求新异的时代，没抛弃糟糠之妻、也没搞出任何绯闻的文化名流，似乎只有李大钊先生一人而已。
　　
五四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陈独秀，背弃

发妻高晓岚以及其妹妹高君曼（陈独秀的第二个妻子）。

1897年，时年18岁，已考中秀才的陈独秀，在长江边的安庆城陈家老屋，迎来了他的新婚妻子，新娘高晓岚，生于1876年，年长陈独秀3岁，为清末安徽统领副将高登科之女。当时，陈独秀的养父陈昔凡为官东北，在安徽、辽宁置地千亩，在沈阳、北京均开有铺子，陈、高联姻可谓门当户对。然而，陈独秀虽贵为秀才，思想却极为开放，高晓岚目不识丁，又裹了一双小脚。两人少有共同语言，因此为两人的不幸婚姻埋

下了伏笔。

1901年，陈独秀远离妻子东渡日本留学，归国后在上海、芜湖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很少回家与妻子团聚。并于1910年与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双双私奔杭州，彻底抛弃了高晓岚。高君曼年轻漂亮，又读过书，是一个具有现代思想的青年。因此，经过几次接触，很快与姐夫陈独秀撞出的爱的火花。高晓岚忍受被弃之羞，独守空房，苦心支撑，抚育三个儿子。谁知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长大后追寻乃父，从事革命活动，先后被国民党残忍杀害。经受几次重创，高晓岚身染重病。

高君曼与陈独秀共同度过了20年不平凡的婚姻生活，20年里，高君曼与陈独秀琴瑟相合却不乏摩擦，两人时常争吵。1926年初，身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突然失踪，党内同志以及高君曼均不知其所踪，以为他已遇害。直到一个月后，他才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陈独秀又秘密“结婚”，与一位漂亮的女医生同居在一起，高君曼被陈独秀抛弃了，两人分道扬镳。

这个漂亮的女医生，就是陈独秀的第三位妻子，名叫施芝英，当时陈独秀因患胃病常去求治。施芝英被陈独秀的大名所吸引，两人很快秘密同居，直到1927年3月大革命失败，陈独秀被撤职，两人才分手。

　　1930年，正当陈独秀与小他34岁的潘兰珍同居时，他的发妻高晓岚因为长期抑郁而亡故，时年五十五岁。

潘兰珍是陈独秀最后一位妻子，她陪陈独秀走完了穷困潦倒的后半生，是陈独秀凄凉晚境中相濡以沫的亲人。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陈独秀埋名隐姓，在上海永兴里隐居，与包身工出身的潘兰珍成为邻居。一次，陈独秀胃病发作，幸得潘兰珍相救，才得以保住性命。共同的境遇，使两人忘记了年龄之差而结为老少夫妻。潘兰珍年轻美丽，却对陈独秀爱慕关怀备致。
1930年，陈独秀突然被捕，被押解至南京老虎桥监狱关押。潘兰珍毅然辞去在烟厂的工作，只身从上海来到南京，在监狱旁租住民房，每日入监照顾陈独秀，“伴监”达五年时间，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释放陈独秀。
陈独秀出狱后，辗转流离，先后寄居于南昌、武汉、重庆等地，最后落难于江津鹤山坪，直到1942年5月27日去世。数年间，陈独秀穷困潦倒，靠朋友、学生接济度日。潘兰珍始终爱心相随，痴情不改，与年迈的夫婿相濡以沫，始终默默地陪伴着陈独秀。为此，陈家一家人对潘兰珍感激不尽。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鹤山坪。临终之际，他独对潘兰珍放心不下，嘱咐朋友、学生一定要关照好自己的少妻。
陈独秀去世后，潘兰珍在陈独秀的学生们的帮助下，在重庆附近一家农场找到了一份工作。4年后，她又孤身一人回到上海，在浦东安下家并与一位国民党下级军官结婚。然而，结婚后不久，她的新婚丈夫即暴病身亡。这个沉重的打击，使精神已经支离破碎的潘兰珍再也支撑不起来了。1949年11月，36岁的潘兰珍因病在上海一家医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