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口到博螯的路上，车窗外面，一边是海南秀丽的田园风光，一边是烟波连天的大海。

车窗里面，坐着老陈和我。老陈，长得很象我的硕士导师，高个，方脸。除了说话口音、走路姿式不象之外，其它都很象。老陈是俺们海南分行的一位处长，他陪我去博螯转一圈。老陈健谈，经常哈哈大笑，豪爽。旅途之中闲来无事，闲聊中慢慢就转到他的人生经历上去了。在老陈算不上连贯的叙述中，我大体梳理出了他的人生轨迹。

 

老陈如今已经50岁，生于海南文昌农村。十几岁时，还在计划经济年代，为了活命，他上船作水手2年。因为年龄最小加之孤身一人，所以每次出海回来他都要承担守船任务。全船就他一个人，困难时期没有粮食，他只能坐小般去打几十斤龙虾螃蟹什么的，天天就着盐巴吃，硬是坚持了下来。他把年轻时的这段艰苦经历戏称为新时代的“忆苦思甜”。

1978年之后，他考上华南农业大学，学遗传和基因工程，在学校表现优异。82年本科毕业时，也那篇关于基因的论文取得了很大的学术震动和成就。毕业分配时，学校分配的单位是来农行广东分行报到，留在让人梦寐以求的大城市广州。可他报到之后的那个晚上头痛不已，于是决定回海南，尽管他来广州读书时曾立誓决不回海南那个穷山村了。经过一番努力，一个月后他来到海南农行工作。老陈说，这就是命，因为他去广州报到的那天，他妈在海南文昌老家求神希望他回去，他冥冥之中受到感应，才在那个夜晚作出了那样一个后来想起来是匪夷所思的决定。

我问他：如果当初毕业时分配到一个科研单位，或者他留在广州，或者…老陈淡淡一笑，人生没有假设啊。

 

上世纪90年代，他成了分行最年轻的处级干部，身居国际业务部这一重要的业务部门。那段时间里，是他职业生涯里最为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方面，他利用海南特区的政策优势，搞了几次大的业务创新，好评不断。另一方面，他领着单位参与做着合法或不合法的贸易生意，倒腾汽车。象警匪片一样：他那批十余辆马自达汽车的货到到码头了，但因为有人告密，北京海关的人已经在码头设伏准备查封。于是午夜12点他决定将货从洋浦（象我这么大的人一定知道这个地名的）码头上岸，可又被当地海关的截下来，要求每辆车交5000元的费，没有发票，deadline是第二天上午11点。无奈之下马上赶回海口向领导汇报，想办法筹钱。在赶码头的路上出了车祸，脖子断了，休养了一年。与时同时，一个2万块钱红包的事情又出来了，3年里三次上诉都是胜诉，但是，受累于这一系列事件，他人生中最应该激情绽放的时光已经过去了。

一次红灯，处处红灯。之后的很多年里，他始终是处级干部，在不同的岗位上停留。老陈戏称他自己“满身都是刀，但没一把锋利”，意为如此。在每一岗位上，老陈都是认认真真工作，他说，“在哪，我都对得起共产党。”如今，老陈已经年满50。

 

一个多小时的路，却已浓缩人生精华。老陈嘴里说起的那些人，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活轨迹，或上行或下行或老去。难得可贵的是，尽管老陈最辉煌的时光是十几年前，但他对未来依然是饱含希望和憧憬，对生活一直有着积极乐观的心。看着车窗外那淡淡的水雾，不由得感概人生苦短。30年，却也弹指一挥间，难得的是，老陈依然有着一颗豁达的心。听着别人的故事，给自己留下了很多启示。

 

早上送我去机场的路上，开着税志车的老陈说，他下一个愿望是买一辆SUV，邀上几个朋友，开着车游遍全国。祝愿他美梦成真。

（本文匆成于海口回北京的航班上，12月28日）

 

 

 

2001年7月那个闷热的夜晚，我在车公庄的地下室的电视里看到，我们申奥终于成功了。随后，我们走上大街，步行来到天安门。一路上，全是象我们一样兴奋的人们，开车的拼命按喇叭，步行的拼命喊着“牛B，中国”。那时想，2008，多遥远啊！那时的北京会变成什么样？

没曾想，2008就这样不动声色地来了，快得多少让人有些眼眩。

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赶紧长大。那时候，时光就象我那故乡的云，飘来飘去总是在一个地方。

上大学时，觉得日子过得好慢啊，踢完球、喝完酒回来，一天还没过完。上研究生之后，日子渐渐快了起来，越往后越快，工作之后更是如此。

 

小时候总是盼着过年，因为自己又大了一岁，好玩的东西越来越多；现在总是不乐意过年，因为自己又老了一岁，离那些所谓的标准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

时间消逝得慢的日子，很是平淡，一个小浪花也可以回味好些日子。日子过得快了之后，人却慢慢有些麻木，而所谓的年终年初的日子，作为一个标杆或是尺子，作用就非常重要了。每个人，都在这个时候，想一想平时未曾细想的问题，给自己这一年来的成绩单算一算账，回忆过去的一年，迈入新的一年。已经奋进的继续奋进，曾经颓废倒霉的指望来年。

无论是谁，在这个时候，去适当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去展望未来的一年，都显得如此必要。

 

于我而言，过去的这一年最大的收获是有了小悠悠。郭小姐挺着肚子的时候，我们嘴上不说，但心里其实多少都是有些紧张，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个孩子能健健康康的。如今，一晃悠悠已经将近10个月大，她不仅健康而且漂亮、聪明，大大出乎我的预期，所以，我的心情始终是快乐的。当你没注意时，她忽然就会冲你笑了、忽然就会翻身了、忽然就会喊妈妈了、忽然就会玩某一个玩具了、忽然就会翻身了、忽然会朝你作某一种表情了、忽然……你真的不知道她的下一个进步是什么，反正每一天都在惊喜。她会爬了之后，忽然就天天爬到你身上来，啃着你身上的某块皮肤，拍打你的头…在长相上，宝贝女儿继承了她爸妈几乎所有的优点，出落得越发象个超级大美女。

尽管我一向大言不惭，但关于我女儿悠悠，请相信，我真的没有夸张。

 

上大学时，几乎每年的新年都是在学校食堂里度过的：90年代的大学校园里，学生们的生活没有那么丰富，还是很珍惜每年全校性的新年舞会的。要知道，那时候能够通霄的舞会一年没几场，新年有一场，毕业生离校有一场。在新年舞会那个晚上，不知道会有多少男女会迷醉地不自觉把手拉在一起，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许多初吻都发生在那个晚上。毕业生离校的那场舞会，只属于毕业生们，大一至大三的学生们，都会在12点前离场，而真正的主角们这会才渐渐登场。许多男女最后一次热吻、最后一次拥抱都发生在这个伤感的夜晚。第二天后，劳燕纷飞天各一方，也许终身不再相见。

 

这几年的新年，基本上都是在北京过的。有一年，我们专门在12点前钻进了工体那的唐会，我的神啊，那刺耳的鼓点声和DJ打碟的噪音简直让我们的小心脏崩溃。那之后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我只能过安静的新年了，如果过的话。热闹属于80后。

今年的新年比较特殊，当2008年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我在拉萨。所以，对这个新年，我开始充满期待。

每到年底，电影市场便成为一座绞肉机。当人们在大银幕前或欢喜或怒骂之时，造梦的那些商人们、导演们、演员们却在盘算，年末那十几天，能到自己带来什么利或名。前几天，一直是一个姓张的商人主导着年末那半个月全国电影院的银幕。今年，因为另一个姓张的导演忙着奥运会开幕式没功夫拍电影，所以，张老板只好把这半个月的黄金档期让给王老板。这不，《集结号》所谓的盛大开幕式也不过是当年张老板玩剩下的东西。

对于普遍观众而言，是张老板还是王老板出品并不重要，关键是这电影能精彩。前几年张老板搞的大片我一律不看，有一次看介绍，说张老板看到张导演拍出《十里埋伏》后，他自己都傻了，觉得这部电影太烂了。可张老板硬是整出神来之笔，把全国上千万人忽悠进了电影院，最后的票房有近3个亿。张老板也是东北人，要我说，他的水平比赵本山强多了。庆幸的是，我一次没上过他当。

《集结号》是一部值得看的电影，我相信，这种相信与拍电影的老板，但与导演、演员有关。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拼命时还说那是反动派。可是，能再说什么呢？

作为一个红旗下长大的人，我所接受的教育是：抗日战争是残酷的，但解放战争我们是很轻松的，几乎没吃过败战，国民党的部队几乎是不堪一击。可是，在《集结号》里，我们看到我们的部队中了埋伏，惨败而归；国民党的队伍战斗力一样很强，也精通战法。或许，在生死面前，所有的人都应该是一样的，与党派无关。

战争年代，个人的命运乃至生死，其实都已经是无关紧要的了。46条生命就那样无声无息地逝去了。在那个信息隔断的年代，谷子地和他那46个兄弟的命运，竟然因为一身军服而彻底改变，这听上去象是笑话，但我相信这样的故事在那个年代一定发生过。在战争年代，许多人的命运甚至是许多生命，往往因为一个或郑重或莫名其妙的命令和举动而变化。他们留下了什么？他们改变了什么？

我们所在的国家，一向在注重领袖人物而忽视普通人的传统。我们的电影和电视剧里，永远都是大人物在挥策方酋，大人物的活动乃至葬礼是媒体关注的焦点。可是，我们一直没有、永远不可能有一份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名单；每一次矿难我们都会看到领导在指挥室前紧张的指挥救援，但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些因矿难而去世的人们，他们生前及死后的喜怒哀乐。媒体和大众总喜欢听到各种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銊：谁杀了谁、谁偷情、谁同性恋，可我们不去关心关注这些社会新闻背后的原因。

向冯小刚致敬，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导演，他出品了这么一个讲述平凡人的故事，尽管这些平凡人已经被冠以英雄的称呼。在冯小刚给我们造的梦境里，我们看到了真实、真诚。现在的大导演，早就已经忘记怎么真诚地拍电影了，因为他们的心里早已没有最初的那份激情和感动了。每次看《红高粱》，我都为电影里那股血性那股让人头皮发麻的激情而感动，再看现在张导演的那些垃圾，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还有，看看当年的《红土地》、《霸王别姬》，再看看现在陈导演的表现，你不得不说，干导演的，有血性的阶段或许只有那么几年。冯导演现在还能这么真诚这么血性，真不容易。冲这个，我要向他致敬。

《集结号》看到半截，解放战争还没结束，我的集结号吹响了，电话让我回单位加班，我一看是晚上6点50分。坚持再看了20多分钟，把朝鲜战争那一段看完。然后回单位。走出电影院，我在想，如果连长在和平年代能看到团长，团长怎么去面对谷子地？我很好奇导演怎么去处理那些生命所蒙受的一切，当事人会严肃地看吗？后来我问看完电影的郭小姐，她告诉我，团长死了，吹号兵说出所谓的真相。

是的，团长一定是不在了。战争年代里团长的所思所想，我们和平年代的人是理解不了的。与其那样，还是让团长消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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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所谓平安夜的晚上，北京三星以上的饭店一律暴满，帅哥美女交错涌动，艳香扑鼻，歌舞升平太平盛世之景。7点多，服务员就过来催促让我们这一桌人赶紧散，因为还有一桌客人在等着吃呢。越是热闹的夜晚，城市里的人就好象越怕独处。领导、客户、家人、情人，等等，陪谁都可以，反正不能独处一个人过，因为这是和平年代。

走出饭店来到大街，看着满街璀灿的灯光，深吸一口气，不禁想起我宝贝女儿那可爱的笑脸。

 

“二零零零又是一个春天
有一位老人天安门边画了一个圈
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
征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慢慢的，天安门边树起了一个大园球，本周六，这个球正式营运。“蛋”是首都人民对这个球的昵称，它的学名叫“国家大剧院”。

 

整个中国，音乐厅盖得象模象样的，一个是上海浦东的东方艺术中心，另一个则应该是北京的这个蛋了。东方艺术中心外形不并不夸张，但其内部整个的建筑风格可谓高雅大气，在德式风格的基础上，有很强的中国风味，总体感觉内敛但丰满，富含气质但不招摇。尤其是整个的内部全部使用类似瓷砖的谈色外墙，很不错。当然，东方艺术中心在在建筑上的优势无法掩饰这座建筑本身的苍白：据称这座建筑每天的成本就是200多万，一年净成本好几个亿，面子工程的本质显现无疑。

长安街边的这枚巨蛋，就在天安门西侧。在人民大会堂、历史纪念馆等所构成的苏式建筑建中，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玻璃蛋，的确有些怪异。进去之后，是一条长长的过道，有80米之长，对了，这长郎之上便是水幕，颇有味道。走完这80米，便是歌剧院，左边是音乐厅，右边的话剧厅。里面总共就这三个厅，差不多3000多个座位吧。平均一个座位100万多万的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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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下的蛋

崔健词曲

 

突然的开放实际并不突然
现在机会到了可能知道该干什么
红旗还在飘扬没有固定方向
革命还在继续老头儿更有力量
钱在空中飘荡我们没有理想
虽然空气新鲜可看不见更远地方
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
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
象红旗下的蛋

头突然出来是多年的期待
挺胸抬头叫喊是天生的遗传
心里当然明白我们是谁的后代
无论行为好坏内心还是清白
权力在空中飘荡经常打在肩上
突然一个念头不再跟着别人乱走
虽然身体还软虽然只会叫喊
看那八九点钟的太阳
象红旗下的蛋

肚子已经吃饱了脑子已经想开了
别说这是恩情永远报答不尽
我们不再是棋子儿走着别人划的御
自己想试着站一站走起来四处看看
现实象个石头精神象个蛋
石头虽然坚硬可蛋才是生命
妈妈仍然活着爸爸是个旗杆子
若问我们是什么是红旗下的蛋

 

我的家距CBD核心区4公里。我家再往东9公里左右，马路北边有个略显破落的厂房，主楼上有幅广告画着“中南海”这三个毛体大字。这就是北京卷烟厂，在通州地界上，生产着一种叫“中南海”的香烟，北京人抽烟比较偏爱的牌子。在我印象里，卷烟厂一定是财大气粗非常光鲜的样子，象北卷这样的，在卷烟业里恐怕只是少数。这样一个垄断行业还搞成这样，或许北京人真不太会做生意。

全国人民都知道中南海，我们在路过长安街时总会看到中南海新华门那两个永远笔挺的警卫以及周围那若干便衣。在年轻的时候，我总是在这样的好奇心：那门后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这好奇心在慢慢消退。因为这根本就是不一个问题：那里面的人和事，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根本没必要好奇。

小时候，最大的理想是想知道山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小学3年级时，父亲带我去乡里转一转，最后，他在冰棒厂里花一毛钱给我两买了两根冰棒，那冰嗦嗦的味道现在我还记得，而那一次，是为数不多的几次父亲带我闲逛的经历之一。于是，我开始对镇上好奇。我考上初中那一年，我哥带我到镇上转了一天，花了2块多钱买了几本小人书，那几本书我看了又看，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于是，我开始对县城好奇。再后来，我到县城上高中。刚到县城那一年的10月，刚好我们当时全县最豪华的商城开业，于是我也去参观。商场共三楼，每层楼梯之间是玻璃幕墙。我从一楼走上来，直直的朝着玻璃墙走了过去，撞到玻璃我才省过来。若干年后我回家，专门到这座商场看了看，玻璃墙还在，但早已暗渍斑斑，这座商场也已经濒临倒闭，员工几乎全部下岗。

再后来，就到北京来了，除了其间在上海呆过一年之外，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对ZNH，慢慢的不再有神秘感，存在就存在吧，和自己能有什么关系呢？自己的生命轨迹和那是八杆子也打不着的。

最近，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出入ZNH，北面的GB、南面的ZB都进去了，而GB次数多一些。GB这个大院里，感觉有两个：整洁、安静。每次去，从车窗外都能看到那边冠以“海”之名的湖，静静地泛着波光。有一次正赶上阳光灿烂，很清的湖水透着亮，满是一种宁静安详的感觉，你无法想象，这里发出的每一个命令，都会深沉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可是几次去，在楼外你基本是看不到什么人迹的，更别说是湖边了。

GB里的楼都不高，基本都是老式建筑，许多楼内部正在装修，与我看到的许多部委的办公室并无二异。要说现代，比不上进驻金融街的银监会证监会。到W总理那个楼，地毯很旧但很整洁。在楼道，能看到作为福利而发的水果箱，让我感觉回到了人间。楼里非常安静，看不到什么人走动，自己进去了，不禁得也颠起脚来走路，防止皮鞋发出声响。整个楼非常朴素，既有苏式建筑的味道，但还透着很重的中国风格。外墙的青砖，看起来就象岁月一起，即稳重又沉着。

和GB相比，ZB的大门更宽大，警卫和便衣更多。车子进去匆匆打了个转就出来了，视野里全是一座座中式风格的带沿角的院子，外砖全是灰色的。

是的，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中心。但让人意外的是，这留给我的感觉并不全是威严。其实，ZNH很是平和，对于普遍百姓更是如此。也许，在那些官至省部级以上的人的心中，那里才是至高无上的。

《投名状》里，陈公公说，我花了一辈子时间才走到太后宫殿前，但已经老了，走不动了。这样的故事，还会发生多少呢？

 

2005年，买了郑钧的CD《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上周，买了刘欢的CD《经典20年》。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一张翻唱CD，郑钧在扉页上写着：

谨以此专辑纪念在浪漫有罪的年代的浪漫；

个性不在的地方个性的人们；

特别献给我的外婆和母亲。

入选这张CD的有我只在乎你、大地，还有爱的箴言，等等。还有两首歌：花儿为什么开得这样红、冰山上的雪莲，她们的共同点是：雷振邦词曲。

刘欢的《经典20年》是他在北京（或上海）演唱会的现场版，里面有好汉歌、少年壮志不言愁、从头再来、情怨、弯弯的月亮等等，当然，里面还有一首歌叫《怀念战友》，也是来自雷振邦的曲（词为集体创作）。

雷振邦的这几首作品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越听越精彩。这样的歌曲才算得上是经典之作，毕竟现在离当初谱曲的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能写出这样歌曲的人，得是多么出色、优秀啊？可是，为什么他只有这么几首作品流传下来？他还有其它作品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直很好奇，这种好奇因为《冰山上的雪莲》而萌发，因为《怀念战友》而不可抑制。于是，在今天加班的紧张之中，我百度了一下。图片里是一个干瘪的小老头，眼神之中透着些许无奈、些许豁达，甚至是些许的冷漠。

可是，50年之前，他创作《怀念战友》、《冰山上的雪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时是一个什么样子？我想，那时，他的眼神里一定充满着激情、温暖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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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振邦简历

 

雷振邦（1916--1997）是我国著名的电影音乐作曲家，国家一级作曲，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能够家协会理事，中国电影音乐协会付会长、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16年5月，雷振邦出生于北京，满族人。由于家庭生活比较优裕的，使他很小就接触到京戏。七八岁时，便能哼唱京剧小段，还能用胡琴拉京戏以及一些歌曲。 

1928年9月，雷振邦来到沈阳奉天公立学校读小学，后入南满中学。在音乐老师的熏陶下，雷振邦学会吹得一口动听的口琴，加入学校口琴队，并成为该队的指挥。他常把一些歌曲改成口琴合奏，并指挥演出。 

1939年1月雷振邦去日本求学。在东京，他进了日本高等音乐学校作曲系预科。不到半年的时光，雷振邦便完成了预科专业，校长允许他跳级，转年便成为作曲系本科学生。 

1943年雷振邦回到祖国，先后在北平女子中学和惠中女子中学做音乐教员。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在课余组织起一个五十多人的业余交响乐团。 

雷振邦曾把中国古曲《悲歌》改编成管弦乐的曲子，供业余交响乐团演出，这是公开演出的雷振邦的第一部作品。 

1949年6月雷振邦来到中国电影乐团从事专业作曲，从此踏入影坛。 

1955年4月雷振邦被调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任作曲，此后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30多年间，他谱写的电影歌曲一百余首。他坚持深入生活，向民间艺人学习，创作了大量的形象鲜明，优美抒情，具有强烈的民族地方色彩和散发着扑鼻的生活芬芳的音乐作品，形成他作品独特的艺术风格。如他为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影片《五朵金花》、《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景颇姑娘》、《芦笙恋歌》等谱写的乐曲，都具有上述音乐特点。 

1960年在第二届百花奖中，他为影片《刘三姐》的谱曲，荣获最佳音乐奖。以后他为影片《冰山上的来客》、《吉鸿昌》和《小字辈》谱写的乐曲，也分别在1964年和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举办的第一、二届“小百花奖”中获最佳作曲奖。 

几十年来，雷振邦创作的故事影片音乐主要有：《董存瑞》、《马兰花开》、《芦笙恋歌》、《花好月圆》、《五朵金花》、《金玉姬》、《达吉和他的父亲》、《刘三姐》、《万木春》、《冰山上来客》、《景颇姑娘》、《战洪图》、《钢铁巨人》、《暗礁》、《吉鸿昌》、《小字辈》、《幽谷恋歌》、《明天回答你》、《精变》《赤橙黄绿青蓝紫》、《东方大魔王》……还有82集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等。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曾经风靡全国，广为传唱，成为人们喜爱的经典音乐作品，他不愧为是我国影坛深受观众欢迎的著名电影作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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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简历或许来自官方。关于雷振邦的另一种说法是：雷振邦是一位真正的天才，可惜在万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丧失了他的一切灵感，但他前期和中期的作品中，我依然可以听到每一个音符中的精致与深沉。与他的水平相比，他的同龄人可以说，全都是庸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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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故事我们已经听得太多。有一个人，他的歌曲在50年后，甚至是数百年后还有人在传唱，还会带给人们春天般的美好和向往。但是，这样一个人，如今已经没有人再提起。和那些到处以艺术家自居、经常在电视上出没的人相比，雷振邦呢？一定是超级大师了吧。或许，雷振邦并不喜欢用大师来称呼他，他更在意的只是音乐里的那份真诚和感动。

50年前，浪漫有罪，所以那个年代的浪漫特别珍贵。

50年后，浪漫有价，所以这个时代的浪漫需要鉴别。

《甜蜜蜜》，1996；《如果 爱》，2005；《投名状》，2007。这就是导演陈可辛最为大陆观众所熟知的三部作品，当然也是商业上最为成功的三部作品。

1996年时，陈可辛还算是一个文艺青年，所以，在《甜蜜蜜》的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两颗心对爱情的期待和坚持。2005年时，陈可辛已经40余岁，《如果 爱》里，左右人的命运的已经不仅仅只有爱情，在陈可辛的世界里，这个世界已经远比10年前来得复杂得多。2007年，陈可辛已经有了一个1岁的女儿，他用《投名状》去讲述了一个很残酷的故事，在这里，或许连爱情都谈不上，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又能占据多大的比重呢？

11年过去了，我们看到陈可辛的成长和变化，但这几部电影里有一点都是相同的：它们都不是喜剧，当然，或许也不能算是悲剧。或许，在陈可辛的内心世界里，他并不相信完美或圆满。陈可辛的电影里，有一种他所独有的特点和味道，某部电影不看字幕看下去，或许不久就会明白这部电影是陈可辛拍的。当然，陈可辛也在变化，投名状使是这样，很有力量，也很血性，但又带着那么些无奈。或许，这几天也只有《天地英雄》、《可可西里》能和这部电影有一拼。

这些年来，无论是张艺谋或冯小刚的所谓大片，我从未有想看的胃口。有一年，张艺谋拍了个《千里走单骑》我倒是看了，看完有一股淡淡的感动。2007年的《投名状》是打着大片的旗号宣传的，但我没有犹豫，抓住了这个周末仅有的半天休息时间去了电影院。总体感觉，《投名状》象是一部话剧，象《雷雨》或是最近几年很火的《立秋》一样，所有的冲突最终都有解决，以生或死的方式。也许，这不是陈可辛的本意，是投资方的要求。

回家的出租车上，郭小姐说，看到二虎被射死那一段，她哭了，然后她加了一句：庞青云是够自私的。我说，什么是自私？其实，从老大到老三，他们完全有许多更好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5年里死去的所有人，因为最后的结局而失去了意义。本来，生者可以活下去，而死者也因生者而获得价值。

也许我的观点是错的。老大并没有做错什么，老二老三也没做错什么。但是，从另一角度看，老大错了，老二老三也错了，因为错误，最后所有的一切都失去意义。或许陈可辛要说的只是，在命运面前，只要你错了一次，以后也许就没有机会了。

1996年看《甜蜜蜜》，为电影里那两个年轻人热恋的种种温馨和温暖所感动，对两个人数十年间的分分合合的意境却是难以体会。

2005年看《如果 爱》，感觉在时间的长河里，一个人怎么去面对生活？也许是信念和坚持吧。

2007年看《投名状》，感觉到人生里的诸多无奈。

……

陈可辛的下一部作品是在哪一年？但愿，下一部作品的结局能够是悲剧，尽管这种愿望基本不可能实现。

悠悠才9个月大，却已经日益出落成小美女。

每每加班之后10点左右回家，悠悠已经在睡梦之中，我总会打开一点微光，静静地看着身边这个小美女，看上半天，一点都不觉得累了。

每每早晨醒来起床之际，悠悠也还有睡觉，于是，狠狠的亲她两口，然后再搂搂她，然后才舍得起床。

最近这一个月的周末好象都有加班或是其它，一直到今天才得空给悠悠拍了些新照片。

 

 

 

 

 

 

 

 

 

14年前，我来北京上学。没多久，我得到这样一个教育：我所在的大学是“全亚洲唯一的一所印刷类高等学府”。我的神啊，那时我的那颗小心脏啊，里面几装了两个字：自豪。那一阵，经常和在清华大学、中医药大学的老乡(如今，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混在一起，有一次，我说：我们的学校都是各自领域里好的，所以我们都是最优秀的。年少轻狂时说出来的话，现在回忆起来依然后背发凉。这种无知的话，我想会记一辈子的。

8年前，我开始读研究生。我所在的大学不久就号称是：北京CBD里唯一的财经类大学。就这样，我和CBD算是扯上了关系。CBD那么一弹丸之地里面，有两所弹丸大学，一所是俺那所，另一所是原来的中央工艺美院后来成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我住了3年的大学，鸡犬之声相闻：功力深的同学在宿舍放个屁，那味没准能漂到食堂里去。有一位我比较尊重的老师和我说过：学校太小了，真TM让人浮燥。还好，对我这个过客而言，那么一片弹丸之地已经足够我修身养性。5年前，我读博士时，那所研究生院更少，功力深的同学在宿舍放个屁，那味没准能漂到教室里去，尽管这里曾经涌现过那么多的仅听名字就足以让人肃然起敬的大家。

说了这么多废话才进主题，其实今天是要谈一谈CBD。读研究生时，学校周围还是6层矮要为主，烂尾楼很多，学校附近就有一个，是原来沈阳市长幕随新公子盖的，烂了好多年。原来亚运会北京张百发副市长说了一句话：如果工程完不成，他将从京广中心跳下来。于是京广中心一夜成名，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了无比高大的形象。可就在京广对面就有一幢烂尾，那块地面积极大，但一进荒着。

慢慢的，烂尾楼没有了。后来，6层的楼房被拆。再后来，好好的十几层楼房也被炸掉。在CBD，我看到最惨为人圜的一幕是如今的CCTV那块地上，原先北京吉普车厂盖的那三幢很高的住宅楼。第一幢分配了有人住了进去，第二幢隐约也住了些人，第三幢外立面刚完成，压根就没使用过。这三幢楼如今还在，距CCTV那夸张的斜塔主楼只有几十米之遥，在CCTV新楼的背影之下，这三幢楼早已失去了所有的力气。也许盖这3幢楼要花去几个亿，但没有人在乎。北京吉普厂不在乎，因为CCTV出的价钱超过了他们的预期。CCTV不在乎，因为对他们而言，最不用担心的就是钱了。除了中国移动，中国找不出第三家象他们这样为如何花钱而发秋的机构来。

这些天里，经常在夜晚坐车经常CBD，我不得不承认，北京最富有个性的建筑，几乎都在CBD里。北京是一个很讲究的地方，长安街没线，你可以看到许多很气派威严的建筑，外表方正建筑考究，没错，那都是某部某委的楼。从我办公室的窗户望出去，北面可以看到故宫的黄色琉璃，对面是东方广场那标志性的淡色玻璃外墙，目光往南看，就是公安部那新楼以及商务部，我不得不承认，公安部的楼盖得很有气势。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北京的建筑基本上都参照这个标准，追求外表的规范。可是，在CBD，一切都不一样了。除了潘石屹的建外SOHO和尚都，其它有个性的建筑太多了。而在其中，大连人盖的万达广场和大成中心更是极尽夸张之能事。看来，在CBD里，没有人太在意庄重，他们更在乎个性。或许，这是北京的一大进步吧。

CBD就这样建了起来，如今的CBD已经没有一块空地。CBD，不仅成了地产冒险者的乐园，更成为身份的一种象征：玩地产的，你要不在CBD弄块地盖幢楼，你在北京根本就没地位。楼与楼之间，一条条漂亮的路修了起来。CBD真的变了，变得很漂亮、很现代，很Business。每一座盖起来的楼背后，都有一连串的传奇故事发生着，或财富，或欲望，或权力。可是，那些被赶出来的人呢？他们去哪了？没有人关心，也没有必要关心。

窗晚器iness.深的同学在宿舍放个屁，那味没准能漂到教室里去。

 

 

有一个人，瘦瘦的，戴眼镜，典型的靠笔吃饭的形象。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毕业，去了军队当专业编剧。自由散漫惯了的人，在部队自然经常被批评。几年后，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话让他复员，换句话说，是把他炒了。这时他决定留下来再试一试，结果他写了一部很成功的话剧，拿了奖，他所在的剧院获得了200多万的资金，剧团继续活了下去。后来，他写出了《士兵突击》。这个人叫兰小龙。

兰小龙说，他这些年的所做、所写，其实都只有一个主题：自由。为争取自由而写作，在作品中体现自由。

可是，自由又是什么呢？也许，拥有你过去所没有的就是自由吧。那么，丢弃你过去所拥有的，又是什么呢？

2005年，在狼狈不堪连滚带爬困顿不已地度过了边工作边读书的三年时间后，我终于通过了论文答辩。我给自己的奖励是背包去湘西游走了2周时间，在沱江边发呆。那段时间，想起来，也许是最自由的时光，毫无牵挂。1997年，我和郭小姐一起在青藏高原的草地上晒太阳，那时觉得天很高地很蓝人很渺小，但那里不能说自己是自由的，因为只觉前途艰难凶险。

2006年，我陪着挺着肚子的郭小姐在郊区漫步，郊区的天比较蓝，空气还算好。可是，我却想起家乡那繁星满天的夜空。天天上的星星，一颗颗那么远又那么近，各种各样的星座，完全象教科书里的一样。小的时候，家乡的山上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一些邻居经常能够从山上打死野猪等各类大型动物，往往，那都是全村人共同的节日。在城市里呆久了，在钢绷水泥的丛林里穿行，早就已经忘记繁星是什么。最近一次回家应该是将近3年前了吧，说真的，我和郭小姐都震住了。越是那么简单的东西，越是那么的惊人。

2007年，在某一天之后，我忽然变得几乎接近没有自由。天天加班，往往下午5点半时还不能确定会接到什么新任务，更谈不上其它。在这个时候，特别怀念从前可以随意饭局的日子。工作上的饭局没意思不说了，许多时候，几个朋友一张罗，大家找个地方见个面吃顿饭聊聊天。现在想来，那样看似平淡的饭局，如今也渐渐都没了。朋友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吃饭不叫上我，因为都知道我好象没空。还有时候，9点来钟杀将过去，饭局的人却已散去大部分，让人意兴澜姗。偏巧我还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唉，没有饭局的日子实在难熬。

所以，只能想想嘴馋眼馋心馋了。

现在，看CCTV的《森林之歌》去吧。

中关村e世界数码广场。远远地站在天桥上，我就看到了楼前硕大的牌子，水木年华要在这里演唱，庞龙要在这里演唱，还有一个快男也要在这里演唱，很是热闹。
    我要看的是王搏的摄影展，“走出大山”，资助西部贫困学生摄影展，11月22日开幕。我来的这一天，是12月2日，影展的最后一天。
    走进大厅，我顿时心生疑窦，这里是拥挤不堪的数码产品大卖场，哪里有做影展的地方？找了许久，最后还是凑到几个服务人员跟前询问。有一个小伙子居然知道：出大门，左转。
    哦，可能是另一个大厅。我出大门，左转，没找到另一个大厅的入口，却看到了戳在地上的一些架子，还有抻在柱子间的几根绳子，上面摆挂着照片。
    原来，影展是在露天举行。这是冬天的北京。
    有人凑在照片前看，一些是打工模样的人，脸冻得通红，神色与照片中的人相似。一些是时髦的年轻人，边看边说中国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见到一个中年男人，身穿防寒服，头戴一顶帽子，遮住大半个脸。我走上去：“王搏吗？我是张立宪。”
    他伸出手，与我握在一起。那只手透骨的凉。
    马上要撤展了。一些年轻人开始收拾现场，他们是北大爱心社的学生，这次影展的义工。
    有市民依然在看那些照片，有的抽着烟，说完政府再说老百姓，这个无能，那个超生，然后指点着王搏应该怎么怎么做。王搏笑着，听着。
    北大的学生在旁边对我说，这次活动展出十天，签了七十多份一对一的捐助协议。北京比不上广州，在广州，三天就签了一百多个。广州是排着队来认捐，北京是挑着对象来捐助。王搏后来对我说，在上海也搞过一次，十八天，捐助了两个学生。
    王搏指挥着几个学生收拾东西，桌子、椅子、架子，要送到场地方的仓库，那些照片、横幅和宣传品，放到一个纸箱子里，他过几天要运到广州，继续展出。
    在现场待了不到一个小时，我几乎被冻僵。王搏见我冷得难受，就对学生说，你们把箱子运回北大，我先和张老师走。注意扶好自行车。
    我对他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们有许多闲得蛋疼或忙得蛋疼的吃货，本来可以为这件事情出把力的。但我真的没有想到影展是这样举行的。

    我和王搏穿行在中关村的大厦群中，准备找个地方吃顿饭。我挑一些较为僻静的地方走，王搏边走边担心，怎么越走显得地方越贵？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此前只是电话和邮件联系，联系的成果是刊发在《读库0702》上的《纪实西部贫困代课教师》。如今，代课教师已经逐渐被当地政府取消，他又开始通过摄影展，来救助西部贫困中学生。
    我想起刚才学生跟我说的这次影展的成果，问，这次签了七八十个，还有多少学生需要捐助？
    我的名单上还有七百个。
    我本来以为搞这样的活动应该很顺利，听他聊起，才知道这次能在寒风中露天展出，已经属于格外开恩了。第三极书店开的价是室内一天五千，室外一天两千元。最后，e世界数码广场免费提供了这个场地。来北京前，谈了几个赞助都不顺利，所以这次北京之行，王搏花的是自己的钱。
    影展刚开始，北大的义工还拿着喇叭招呼街边行人。第二天，就有一身官气的人上前盘问。王搏问对方是干什么的。对方说，我是干什么的，你管不着。王搏说，那我在干什么，你也管不着。
    西北人啊。
    对方跟他要他们的材料。王搏说，东西都在桌子上，你们随便拿，随便看。但我相信你们没有能力来解决。
    我能想像得到他说这番话时，内心涌动的强大和骄傲。
    他是值得骄傲的。这个只上过初中的甘肃农民，没有任何身份、不属于任何部门，用几年时间，使一百五十八名西部贫困代课教师得到捐助。而一个设在北京的专门机构，由著名专家学者牵头，若干工作人员参与，一会儿说自己募来的赞助多到花不完，一会儿说那些钱都到不了账，最终，他们捐助的教师数量是，两名。

    走了没一会儿，王搏就对我提起《读库》里那篇文章的稿费，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这有什么，这是您应该得的。
    第一次看到王搏的照片，是在广州一家内部流传的民间刊物上。其中有一张，是一个身裹羊皮袄，手持放羊鞭的中年男人，我盯着那张书卷气十足而表情无奈的面孔，怔怔地流下泪来。
    与杂志编辑联系，让他们提供摄影师王搏的电话。他们给了我电话，又说，王搏是典型的西北汉子，性格耿直，很难打交道的。
    电话打过去，响了几下，没人接。
    过了一会儿，接到一条短信：我是王搏，在农村访问。为节省电话费，请用短信说。
    我把自己的意图说明，又经过若干解释，终于与他有了邮件联系。
    照片只许用在《读库》上，不许在网上传播，照片扫描后马上归还……这些条件我都答应下来。等到稿子发排时，又接到王搏一条短信：你的稿费是一张照片两百元，能不能再高些？因为中央电视台记者用我的照片，一张是三百。
    好的，没问题。我马上回复，心里也有了些小小的骄傲。瞧瞧，《读库》能执行与堂堂央视一样的稿费标准了。
    王搏的十四张照片刊发在《读库0702》上，那张让我流泪的照片，排在第103页。
    书出版一周后，我把五千元稿费打在他的银行卡上。这大概是《读库》两年来支付得最快、标准最高的一笔稿费。
    那笔稿费真的还算及时，当时他正在四川治病。这笔钱大概发挥了些作用吧。
    我又问起他的病情。是多年的心绞痛，得随身带着药。这次来北京，本来想去北医三院看看，但影展的事情太多，就没顾上。
    王搏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脏病的原因，我经常发脾气，有时候都喘不上气来。

    我们进了一家饭馆，坐下。王搏一路惴惴不安地念叨着，埋怨我不该进这么豪华的地方。他信佛，只吃素食。我就点了几个素菜。他一股劲地说，点多了。
    等他坐到我对面，摘下帽子，我才看清他的模样，四十三岁的他，面貌是于荣光和陈宝国的混合。
    他亮出自己的手。终于暖和过来了。这是一双农民的手。他家里还有十亩地。现在许多地都没人种了，不挣钱，但我家的地还得种，要不对不起祖先。
    甘肃并不像我的河北老家，耕地一小块一小块分布在山上，没有机械化，耕种和收获都靠人力。他在农忙时节，要回家和太太一起干农活，平时则奔波在甘肃、四川、青海、宁夏、陕西、新疆和西藏。
    我问起他这次在北京的住所。先是住在北大一个学生宿舍，看人家写不完的作业，就搬到一个博士生租的单元房里，两人合住。那人曾经在他的甘肃老家住过两宿，这次与他同住，说是还房。
    这十天里，他每天上午布展，傍晚撤展。有的上午义工上课，他就自己从仓库里一趟趟往外搬。东西需要有人看着，就得拉商场里的服务员帮忙。
    我又一次说，对不起，我来晚了。
    他笑着说，这比下乡拍照片容易多了。然后给我讲在乡村拍照片的种种遭际，各种人性演绎出的超出任何天才编剧的故事。
    四个小时过去了。我对他说，我们得走了，您辛苦了十几天，快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结账，是一百四十二元。他说，这是西部一个家庭一年的伙食费。然后端起一个盘子，将里面的剩菜吃掉，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

吃饭期间，趁他去洗手间的当儿，我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打给广州的晴朗兄弟，希望他能帮忙解决一下王搏下一站去广州的食宿费用和场地。另一个打给陈晓卿老师，让他再给解决十套《森林之歌》的DVD。陈老师在电话里叫苦，我说，您要搞不来，就花钱买嘛。
    等王搏回来，我征得了他的同意，为他消化掉这次来京的费用。我计划募集六千元，并对他说，这笔钱就是让您补这次影展的亏空的，您来支配它。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一，我个人捐一千元，再由《读库》的读者募捐五千元。
    二，这次募捐只征集十人，每人捐五百元。捐款者每人将得到一套《森林之歌》的DVD，一本由张守义老师签名的《守义·图》，一本由吴兴文老师签名的《比亚兹莱的异色世界》。守义先生那里已经同意，吴老师现在台湾，这周回京，再摁住他签名。
    三，具体程序：1，有意捐款者，请在此贴下留言，留下您的真实姓名和mail；2，我会将王搏的银行卡号通过mail发给您；3，请您将五百元打入卡内，并将付款凭证想办法给俺展示一下；4，相关赠品按地址寄出。
    四，本次募捐截止到本周四（12月6日），届时如果募款不够，则由我和陈晓卿老师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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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看了这篇东西，很感动。为王博感动，相比于他自己，他更牵挂的是西部一个老师或是一个学生的命运。150或是160，他似乎已经全身心地为着那些数字而活着，尽管这些数学后面是代表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但是，因为那些数学背后的人和我们如此遥远，都市里的人是没有那么多闲功夫和同情心来关注的。因为我们天天在地铁里、闹市中，看到各种名目的职业乞丐，领教着各种职业骗术和骗局。我们学会了去怀疑，去漠视。即使有着和王博一样的理想，我们也没有勇气象王博一样，去做那么平淡的事情。我们似乎都知道，没有新闻媒体关注，我们是不愿意去做这些事的，更不愿意被人看成是一个疯子傻子。

感动之二，是因为读库主编张立宪。这样的人，是我做人努力的方向和坐标。

感动之三，是因为《读库》的读者们。这篇博客出来后不到两个小时，10个名额就报满了。我为我是读库常年订户的一员而骄傲自豪。